博远配资绽放 | 邓亚萍：遇到了质疑、偏见或者误解，去忍受和消化之后，才让自己变得更强大

新京报记者李冰洁编辑陈晓舒校对杨许丽博远配资

更多时候，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邓亚萍有着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职业套装，曾经运动员的那一面已经在她外在的形象中退场。

不再是运动员后的二十七年里，奥运冠军、乒乓球超级全满贯邓亚萍的人生几经转变，她经历了学者、企业家、公益推动者等多重身份的变迁。

与邓亚萍的采访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栋能魔王运动空间里进行，四周的乒乓球台，运动鞋与体育馆地面摩擦的声音，她都很熟悉。从五岁开始打乒乓球起，这个声音便伴随着她，绵延至今。

人们乐于提起她早年间站在赛场时凌厉甚至有些凶狠的打球风格，和她所开创的“邓亚萍时代”。曾经日复一日的训练为她铸造起坚毅的品格，但走下赛场，她也展露出爽朗柔和的那一面。

采访中，她自如地谈论起初入奥组委的恐惧、读博的艰辛和近年来全身心投入的全民健身项目。她的人生，早就蔓延到了乒乓球台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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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种恐惧是我在赛场上从来没有过的”

新京公益：你退役后经历了学者、企业家、公益推动者等多重身份转型，哪一种角色的挑战最大？

邓亚萍：刚开始到国际奥委会工作还是蛮难的。那是1997年前后，我第一次去开会，整个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带着翻译。十几个代表委员，最不缺的就是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、世界纪录保持者。这些人都是拼出来的，讲话很直接，很不客气。

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更不知道该怎样进行讨论和工作。非常受刺激，别人都能够自如地表达，但我却不行，回来后就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过语言关。

但是后来发现，只过语言关是不够的，你必须了解更多国家的真实情况，才能给出更具实操性的意见和建议，如果你的意见在之后能够被采纳且执行得很好，那你才能慢慢在这个组织里有话语权，我需要快速学习，要吃很多苦。

当时代表亚洲的委员才两个，我自己有很大压力，也焦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使劲学，使劲问，每天可能睡四五个小时，醒着的时候要看很多资料。

这种恐惧是我在赛场上从来没有过的，在赛场上我怕过谁呀？不过后来想，这其实是换了一种比赛形式，大家在会议桌上讨论问题，自己的观点要立得住，别人才会信服你。

新京公益：2002年，你进入剑桥大学修读体育经济学，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，你觉得对你现在的事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影响？

邓亚萍：外界可能觉得我运动员出身，应该去选运动训练学或者运动心理学这些跟运动直接相关的专业。

但国际奥委会的工作经历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感悟。萨马兰奇上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，国际奥委会进行改革，在这之前，奥运会几乎没有人办了，那时候奥运会只允许业余运动选手参加，不允许职业选手参加。

我觉得老萨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不去强调职业还是业余博远配资，首先应该给所有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机会。这样，奥运会有更精彩的比赛，观众也愿意看，转播商也愿意转，赞助商也愿意来。就这样一个小的转变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，这个回报又给了其他所有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。

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。2001年他离任的时候，给国际奥委会留下了120亿美元，但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，只有一栋小楼。只够给20个雇员发一年的工资。

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，想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，核心还是要让大家互利共赢，运动员有至高无上的荣耀，观众能看到最精彩的比赛，赞助商也可以参与其中，各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进来。

我学体育经济给我带来新的理解，是去看事物运转的底层逻辑。

▲奥运冠军、乒乓球超级全满贯邓亚萍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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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比训练更难

新京公益：你为什么会想要读博士？

邓亚萍：1998年，我正好碰到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，足足在那儿看了一个多小时。我特别羡慕他们，每个毕业生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他们的家人从世界各地赶来，盛装出席，我完全能感同身受，就像我们走向领奖台。我当时想着，我能在剑桥读书就好了。但同时自己的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：没戏了，下辈子吧。

当时去征求身边人的意见，都觉得不行，万一读不下来怎么办？多难看啊。但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我不去抓住这个机会，可能得等到下辈子，可如果这辈子能做，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？哪怕最后不成。

我就是这样的性格，打定主意后我去找教授，发现剑桥大学有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彼得·诺兰。1978年，邓小平先生邀请英国经济学家到访中国，他是首批的6位专家之一。

彼得认为我的学习履历是足够的，但说，推荐信很重要，建议我找萨马兰奇主席写推荐信。我以为老萨肯定没问题，关系这么好，结果他一开始很犹豫，坚决不写，说：“不行，你要赶紧回国为你的国家工作，读什么博士。”后来他看我这么真诚，而且决心很大。最终决定“那好吧，我帮你写”。

在学习过程中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，我知道博士毕业要求是非常严苛的，但我想：只要去学东西，在哪都一样，都需要脱几层皮。去了剑桥，无非再多脱几层皮而已。有时候不见得你想就能成，但是你不干一定不成，我要给自己试错的机会。

新京公益：你为什么把学习的过程用脱几层皮来描述？

邓亚萍：在剑桥大学，博士生们的表述是有身份差别的，我一进去，是PHD candidate，博士学位候选人，第一年的开题报告后，基本上只能留下三分之一的人，但这三分之一能不能顺利毕业又是另外一件事儿。

2003年，我在北京奥组委工作，同时也在准备博士的开题报告，实际上已经压到最后没有办法了，我请了20天的假，要把报告写出来，买了100个速冻水饺，把门锁上，手机关掉，封闭起来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

20天后，我的报告写完，紧接着又长途飞行赶到意大利开会，再回到北京，后背痉挛，我运动员期间都没住过医院，但是那一次回来后去了北医三院。

医生的手一搭在我身上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医生说博远配资，看来你是真疼了，不然不会表现出来。当时整个背部就像钢板一样，睡也没法睡，连一般的麻醉药都不管用，直接上了吗啡。

印象中，我2008年3月提交了论文，之后等待答辩的结果就像等待宣判一样，2008年8月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天，我收到了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确认信息，那一刻现在想起来都叫我松一口气。

▲邓亚萍解说乒乓球赛。受访者供图

新京公益：你自己担心过最终拿不到学位吗？

邓亚萍：我对最后的结果不会想太多，我不会想最后拿不到学位是否丢人，就像比赛一样，为什么老想我最后输了呢？为什么不想我赢了？如果使劲了、努力了，最后不成，就接受，没有什么嘛，因为没有一定能成的。反过来讲，哪怕不成，但是努力了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你的付出，也对得起教练和导师，只要这样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事水到渠成。我觉得人要有不服输，要有搞砸一切的勇气。

新京公益：在剑桥攻读博士时，你从“身体训练”转向“思维训练”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“苦修”方式，哪一种对你的心志考验更大？

邓亚萍：两者非常不同。训练是很枯燥的，日复一日，但有很明确的对手和目标，无形当中就推着人往前走。你错过了，可能再等四年。我们平常训练每天都要面对数据，如果你的状态不是那么好，输了一些球，可能会换人。所以谁也不敢错过机会，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去专注目标和对手。但是读书没有特别明确的对手。对手是谁呢？是书本吗？不是。对手是你自己。没有人监督你，到了时间，该考试的时候考不过去，这是麻烦事。我觉得读书难在要有非常强的自我约束。

读书的时候，我允许自己偷点懒，但是不允许自己每天都偷懒。如果这段时间很累，学的东西很枯燥，也学不明白，那就放一放，换换脑子，明天再来，毕竟我也不是机器。但是我给自己调整的时间不会那么多。

今天如果实在累了，那就不做了，明天就继续按照计划来做。我的计划性是比较强的，我是一个行动派，任何计划和目标都不比马上行动重要。